“农桑之大政，为生民命脉之所关”——孙中山萌发“弃医从农”思想的原因

青年孙中山

孙中山有过“弃医从农”的想法，但最终因走上民主革命道路，而没有实现振兴中国农事之志。1892年7月，孙中山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同年秋，开始在澳门华人创立的澳门镜湖医院行医。1893年他迁移到广州，在那里开设中西医诊所，并办了一家中西药房。1894年1月，孙中山写了一篇长达8000多字的《上李鸿章书》，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治国之纲领，建议清政府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兴办学校，培育人才；设立农官，发展农业生产；开矿山，修铁路，创办近代工业；实行保护近代工商业的政策等。在《上李鸿章书》一文中，孙中山已经说明了上书的目的，他说：“况于农桑之大政，为生民命脉之所关，且无行之之难，又有行之之人，岂尚有不为者乎？用敢不辞冒昧，侃侃而谈，为生民请命。伏祈采择施行，天下幸甚，肃此具禀，恭叩钧绥，伏维垂鉴！文谨禀。”由此可见，孙中山在1893年前后已有了“弃医从农”的想法，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孙中山产生“弃医从农”的思想？

孙中山自身的原因

(资料图片)

孙中山出身农民家庭，对“三农（农民、农业、农村）”很有感情。他生于广东香山县一个传统的农民家庭，“生于畎亩，早知稼穑之艰难”。据当地人回忆，6岁的孙中山常跟着四姐到金槟榔山打柴、拾取猪菜。每年还要帮人放牛，来换回牛主人给孙中山家翻耕二亩半地的工钱。有空时则帮家中做零活，因为经常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身体也锻炼得健壮结实。1900年前后，当孙中山的好友宫崎寅藏问起：“先生土地平均之说得之何处？”孙中山答道：“幼时境遇之刺激，颇感到实际上及学理上有讲求此问题之必要。吾若非生而为贫困之农家子，则或忽视此重大问题（按：民生主义）亦未可知”。他在《上李鸿章书》中也说：“每与乡间各农谈论耕植，尝教之选种之理，粪溉之法，多有成效。”由此可见，“三农”问题一直是孙中山关注的头等大事和重大问题，也是驱使他走上救国救民道路的强大动力。一旦前途变得暗淡、其他理想难以实现的时候，“中国农民的生活不该长此这样困苦下去。中国的儿童应该有鞋穿，有米饭吃”，就成为他的新的理想和奋斗目标。

孙中山有丰富的农业科技方面知识，这为“弃医从农”创造了有利条件。他说过：“弱冠负笈外洋，洞悉西欧政教，近世新学靡不博览研求。至于耕植一门，更为致力。”1891年前后他撰写《农功》一文，自述道：“三古农书不可考矣已，今所传者，如《齐民要术》《农桑辑要》《农政全书》，亦多精要。”《上李鸿章书》中亦有：“文游学之馀，兼涉树艺，泰西农学之书，间尝观览，于考地质、察物理之法，略有所知。”由此可知，孙中山是一位手不释卷、阅读广泛的革命家，在其短暂的革命生涯中，不但留心有关政治、经济学说和西方的语言文字，而且对古今的耕植之学也认真阅读，从中吸取有益的养分。他还认为，大力推广应用农业科技知识对提高农业产量、改变农民的生活质量、改善农村的落后面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他在《上李鸿章书》说：“农学既明，则能使同等之田产数倍之物，是无异将一亩之田变为数亩之用，即无异将一国之地广为数国之大也。如此，则民虽增数倍，可无饥馑之忧矣。”

行医不顺使孙中山产生“弃医从农”思想。1892年7月，26岁的孙中山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正式开始了医师的职业生涯。然而，这一过程并不顺利，因为当时大多数中国人不愿花钱看西医，而且孙中山毕业的西医书院的课程没有完全遵照英国的标准，所以该校的毕业文凭不被香港医学总会所承认。孙中山明白这些障碍，只好开业当中医。后来，依托澳门的镜湖医院，孙中山得以在澳门开业行医，并借款开办了中西药房，但事业刚有起色，又受到了澳门葡萄牙人主持的医务当局的排斥，一年后被迫前往广州，经营状况仍未好转。1893年冬，孙中山经营广州中西药房失利，结局是好友陈少白替他把药房收拾好，交还给股东。美国史学家史扶邻在谈到孙中山从医失败后的道路选择时认为“甚至当医学对他已经证明没有多大吸引力的时候，他仍然没有很快最后选定搞政治这条路”。笔者认为这一结论是正确的，尽管他早就有推翻清廷，废除帝制的宏志，但还是选定了为生民命脉之所关的农桑之大政。

当时中国的现状和国家改革的失策

农民的贫困、农业的落后和农村的衰败是19世纪末中国社会的基本现状，“生于畎亩，早知稼穑之艰难”的孙中山早就想改变这种状况，这也是孙中山弃医从农思想产生的一大因素。1890年他在《致郑藻如书》中指陈：“呜呼！今天下农桑之不振，鸦片之为害，亦已甚矣！远者无论矣，试观吾邑东南一带之山，秃然不毛，本可植果以收利，蓄木以为薪，而无人兴之。农民只知斩伐，而不知种植，此安得其不胜用耶？蚕桑则向无闻焉，询之老农，每谓土地薄，间见园中偶植一桑，未尝不滂勃而生，想亦无人为之倡者，而遂因之不广耳。不然，地之生物岂有异哉？纵无彼土之盛，亦可以人事培之。道在鼓励农民，如泰西兴农之会，为之先导。此实事之欲试者一。”他以自己的家乡为例，指出了当时农村、农业和农民中存在的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一些合理建议。

1891年前后，孙中山又专门写了《农功》一文，表达了解决“三农”问题的见解：“化瘠土为良田”“详察地利，各随土性，分种所宜”“良法不可不行，佳种尤不可不拣”“综理农事，参仿西法，以复古初”以及“重赏严罚，以兴事劝功”等。《农功》是孙中山论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第一篇比较系统的论文，基本反映了他的治理中国农业的基本思想。再如，在《上李鸿章书》中他又一次提到了中国农业衰败和农民贫困的原因，“三代以下，民间养生之事已备，故听民自生自养而不再扰之，便为善政，此中国今日农政之所以日就废弛也。农民只知恒守古法，不思变通，垦荒不力，水利不修，遂致劳多而获少，民食日艰。”同时再一次重申了农业的重要地位，认为农业是“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因此，孙中山的弃医从农思想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时势造成的。

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是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以“自强”“求富”为口号利用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挽救清朝统治的自救运动。主要为创办新式军事工业，训练新式海陆军，建立北洋水师等近代海军；兴办轮船、铁路、电报、邮政、采矿、纺织等各种新式民用工业；创办新式学校，选送留学生出国深造，培养翻译人才、军事人才和科技人才等。孙中山认为洋务运动有严重的缺陷，即没有发展农业措施，而且指出政府如果不关注“三农”问题，中国不能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他在《上李鸿章书》中说：“窃以我国自欲行西法以来，惟农政一事，未闻仿效，派往外洋肄业学生，亦未闻有入农政学堂者；而所聘西儒，亦未见有一农学之师；此亦筹富强之一憾事也。”他又进一步强调发展农业，争取民族独立和发展方面的重要性，说：“顾我中国仿效西法，于今已三十年。而犹不能与欧洲颉颃者，其故何哉？以不能举此四大纲，而举国并行之也。”这里的“四大纲”是指“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所谓地能尽其利者，在农政有官，农务有学，耕耨有器也。”用今天的话来说，只有实现农业现代化，才能实现“地能尽其利”的目的。由此可见，孙中山的治国理政思想比洋务派的要高明许多，亡羊补牢，为时不晚，他认为现在仿效西法，确立农桑之大政还是来得及的。所以说，关注“三农”、关心国计民生一直是孙中山的一个志向。

农业致富及农业近代化

首先是其兄孙眉在美国夏威夷从事农牧业生产的成功是使孙中山产生“弃医从农”的较早原因。1871年，孙眉去美国夏威夷，在舅舅的帮助下，与人合伙建立农场，并在檀香山开了一家店铺，生活逐渐富裕起来。十年后，已经有了足够资本的孙眉向夏威夷政府租借了茂宜岛滨海的土地，自己进行畜牧和种植，同时设立了一个销售农牧产品的商店，家庭变得更为富厚。孙眉因从事农牧业生产而致富的真实事例不仅向孙中山昭示了一条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的康庄大道，而且成为他“弃医从农”一个重要砝码。

其次是由于孙中山游学国外，知道发达国家致富之大源在于无遗地利，因而萌生“弃医从农”的念头。如何才能做到无遗地利？“故农政有官，则百姓勤；农务有学，则树畜精；耕耨有器，则人力省；此三者，我国所当仿效以收其地利也。”言下之意是必须仿效发达国家的做法，走农业近代化之路。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又坦陈自己对国外农业的发展情况还知道的不多，因此要出国学习，这就是他上书李鸿章的主要理由，并且他提出学毕后，如果政府支持的话，可以把发达国家发展农业的举措在中国各地进行推广、应用。这充分体现了孙中山爱国、爱民和不断进步的精神，他说：“至各国土地之所宜，种类之佳劣，非遍历其境，未易周知。文今年拟有法国之行，从游其国之蚕学名家，考究蚕桑新法，医治蚕病，并拟顺道往游环球各邦，观其农事。如中堂有意以兴农政，则文于回华后，可再行游历内地新疆、关外等处，察看情形，何处宜耕，何处宜牧，何处宜蚕，详明利益，尽仿西法，招民开垦，集商举办。此于国计民生，大有裨益。所谓欲躬行实践，必求泽之沾沛乎万民者，此也。惟深望我中堂有以玉成其志而已。”十分清晰地表明孙中山的“弃医从农”志向。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幸福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所压倒，因为这是为人类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是默默的，但她将永恒地存在，并发挥作用。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以上这段话选自17岁的马克思在1835年秋天写下的《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不知道诞生于1866年的孙中山有没有读过这一名篇，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为人类服务的崇高理想是伟人们的共同理想。这段话来评价1894年前后的孙中山是十分恰当的。

综上所述，孙中山一开始是把实现民生主义当作自己的宏大志向，“弃医从农”思想的萌生就是一个明证，但是，当《上李鸿章书》石沉大海后，孙中山的志向就发生重大转变，转到实现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并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卓恺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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